輔導筆札
阿麑的文章:
文革時代對中國新生代的心理影響與心靈治療
(2011年，北京青華大學4天遊學後的一份功課)
故事一則
「老師，您看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一位約40歲的女法官指著一座大樓說道，那是一座很高、很大的法院大樓。
「老師，我想問問那個國徽應該放在天秤上面，還是那個法院的天秤應該放在國徽上面？」女法官茫然不知的問。
「我不懂，我不知道。」老師回答。
「那個國徽應該放上面，還是那個法院的天秤應該放上面？」女法官繼續的問。
這女法官還未到一歲的時候，外公和父親在同一天內先後死掉。這是40年前的事，媽媽從沒有告訴她有關這件事情，就算她問了，家裡也沒有人給她答案，她一直以為父親是失踪的。到她長大了，才從別人口中得悉當年外公和父親是自殺的。那正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那個年代的所謂“自殺”該如何理解？
「為什麼？為什麼？到底有沒有公平？」女法官還是一臉茫然。
這40年來，女法官的媽媽從沒有向人傾訴喪父和喪夫之痛，她不敢提及，更莫說要還父親、丈夫一個公道，就只是默默的把孩子帶大，默默的繼續生活。當年，女法官並沒有嘗到喪親之痛，因為那時她還未到一歲，但媽媽的痛苦仿佛就沉殿在他們生活的空氣中，而她便是吸著這樣的空氣長大，直到她理解到事實，卻又無法面對這樣的真相。她為自己尋求出路：學習法律，成為法官；也學習佛理，信奉佛教；最後還去學習心理學，希望從中得以解脫、釋懷，可是她還是未能離開那個陰影，世界對她來說仍然是那麼的不可信。原來40年前的傷害，不單只是她媽媽的傷痛，也成為她的傷痛。
以上的故事是一位教授在教導“大陸家庭心理治療發展趨勢”課程時的一段分享，反映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傷痛如何影響了現代的一位法官。而這樣的傷痛不只她一個人，事實上那一代的中國人是有著同樣的經歷、同樣的苦難，然後那同樣的傷痛給延續到他們的下一代去。就連這位教授也是受害者之一，只是課堂上不方便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政治運動後的中國文化更不許人民有自己的想法，不滿的不能發聲；不明白的不能問，於是整個社會都不敢表達自己，因為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意見或提問跟權威是否有衝突，最後還是不要讓別人知道，尤其是年青人在他們課堂上的不公開發問、發表，正好反映這種狀況，總之，就是不好說。
舊聞三則
2001年《上海日報》的報道：「一名14歲的男孩用刀刺傷母親的頭部和手臂，然後從居住的6層樓公寓跳下身亡。」；此外，《廣州日報》的報道：「一名8歲男孩在與姐姐爭奪一元人民幣後，養母在氣憤之餘動手打了他，其後，該男孩用老鼠毒藥將養母和他的姐姐毒死。」；「一名17歲少年由於擔憂考試成績不佳，在焦慮和壓力之下將母親殺死。」
從上述三則新聞反映了這一代的父母與他們的子女之間相處的問題，有醫生和學者們認為，中國現代為人父母的通常都是出生在中國60年代動蕩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教育停頓，知識得不到尊重，人性失去了尊嚴，暴民政治取代了民主與法制。這批父母既是這樣成長，於是會經常採取暴力的方式教導子女，而所謂80後、90後的子女亦從他們身上學會以暴易暴，其中反映兩大極端的情況：
1.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因為有感於自己的學歷不高，得不到提升或失業，甚至下崗等等，所以要子女上特長班、進好學校，就是不願孩子沒有前途。孩子只得拼命念書，不斷進取和希望獲得成功的壓力使他們產生暴力趨向；
2. “心理孤兒”現象，有的父母重養不重教、重肌體輕心理、重物質輕精神，忽視了子女思想、情感、內心世界的需求，孩子的心理教育成了“被遺忘的角落”。有的父母為了工作事業，無暇顧及孩子，甚至交與他人代為照顧，沒有時間與子女溝通交流、聊天做事，使子女與父母之間容易產生 “陌生感”和“距離感”，心靈深處形成一個不願輕易向人開啟的自我封閉世界。
火紅年代的後遺症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熱，年輕人因響應號召上山下鄉，然而愛國愛黨的風光，到頭來一無所有。也使他們心態嚴重失衡，有的不服輸，拼命掙名利；有的以腐敗、貪污等手段為自己討回公道；還有的牢騷滿腹，對現實不滿，卻愛佔小便宜來作補償。他們的孩子便被教導成自私、失職、幼稚等的80、90後。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男女多因各種政治理由而結合，例如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女子，為了保險而下嫁一個貧農。政治婚姻沒有感情基礎，暗裡蔵著不甘心或同牀異夢，孩子變成了婚姻中的“債務關系”，而不是愛情結晶。貌合神離的兩人自然希望孩子能站在自己一邊，但孩子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便出現失衡的表現，家庭經常陷入“操心”與“傷心”的氛圍中。
文革時期有句俗話：“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句話為就是讓人們“失去商品交換意識”，這種環境教育下的一代人普遍不知道商品規范。可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大潮來臨，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又不得與之共存，遂成了新生代的一種困擾。問題是知道了，也實行或推行了各項政策和方法，但這些年來情況依然，那該如何是好？為他們進行心理咨詢可行嗎？
心理輔導
文化大革命構成中國新生代的種種心理問題，需要認真謀求對策，否則，便變成代代相傳的咒詛。當然問題的源頭來自國家政治文化，但這個層面不是我們能力可及的，也不能奢望現在的領導人有什麼措施來替國家療傷。現時政府在一些重點大學已開設心理咨詢部門，但能受惠的人數畢竟太少，早前便有學者建議學校與家庭合作建立“家校聯系薄”，聘請心理輔導老師，開設“心理咨詢室”，對學生進行心理測試，構建“學生心理檔案”，把學生的家庭情況、人際關系、學習態度、學習動機、情緒意志、個性品質一一記載下來，開辦心理輔導課及開展個別心理輔導等，把咨詢服務推廣至所有學校。
文化大革命構成中國新生代的種種心理問題，需要認真謀求對策，否則，便變成代代相傳的咒詛。當然問題的源頭來自國家政治文化，但這個層面不是我們能力可及的，也不能奢望現在的領導人有什麼措施來替國家療傷。現時政府在一些重點大學已開設心理咨詢部門，但能受惠的人數畢竟太少，早前便有學者建議學校與家庭合作建立“家校聯系薄”，聘請心理輔導老師，開設“心理咨詢室”，對學生進行心理測試，構建“學生心理檔案”，把學生的家庭情況、人際關系、學習態度、學習動機、情緒意志、個性品質一一記載下來，開辦心理輔導課及開展個別心理輔導等，把咨詢服務推廣至所有學校。
文革時期，心理學被認為是「唯心主義」，因此飽受摧殘，直到最近幾年心理諮商才開始受到重視。大陸曾經有一個心理諮商節目“心靈花園”非常火熱，在求助個案中便不乏與文革背景有關的人，節目的台灣嘉賓主持便曾說：「如果無法理解大陸人的成長背景，如文化大革命、知青下鄉等事件，就沒有辦法用他們的觀點，理解他們的故事。」所以說不單是輔導技巧中同理心運用，而是真誠的進入那段歷史和他們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在替他們進行輔導時才會事半功倍。
中國傳統哲學
也有學者倡導從中國固有傳統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尋求自省。他們認為先祖的智慧是國民的靈魂，值得學習，通過回溯過去的感受，能讓自己的生命能量重新活絡，疏通那些曾經被堵住的脈絡，才能學會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另外，道家代表人物楊朱、老子、莊子的「輕物重生」、「虛靜無為」、「齊物逍遙」等思想特色與現代心理治療有著可以融合的原素，可以與心理治療相輔相成的運用，這樣更能貼近他們的思維及心靈活動模式。
福音大能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徹底革了中華文化的命，破壞了中華傳統敬天信神的文化，失去了對神的信仰，人的道德就一日千里的下滑，10年文革，表面上是破壞了國家的經濟建設；更嚴重的是敗壞了國民的倫理良心。使那一代的人活在可怕的回憶中；使這一代的年輕人活在心靈困擾中。若從屬靈的角度看那是一場由魔鬼向中國人的身心靈進行的大規模屠殺，而當時的殺傷力一直延續到現在。
聖經以賽亞書第五十九章15節說：「那時，耶和華看見沒有公平，甚不喜悅。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這是神在遠古時對不義的反應，祂一直沒有改變，對於現世中國人心靈的痛苦更並未忽視。新中國成立以來，基督信仰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但神的恩手仍伸不縮。當然現時的政治環境仍未能讓主的福音在這片神州大地自由遍傳，而且文革的陰影使人與人之間存在不信任，這加深了傳福音的困難，也影響信徒間彼此相愛、互相勸勉的生活，阻礙著教會的正常建立。然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仍信靠神的安排，亦相信神的救恩能使人完全，不單是赦罪，還有更深的心靈撫慰及生命的盼望，這正是新一代中國人所需要的。
結語
心理輔導是幫助人的魂；道家的哲理幫助人的思維；而人的靈就只能靠神的幫助，道家思想與基督信仰有相近之處，若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將道家思想與基督教心理輔導加以整合，相信對中國新生代的心靈困擾有很大的幫助。
之前的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科教文化政策中提出有關"愛的教育"推行策略研究，關懷新一代國民心靈的需要，有宗教界人士認為這可能是中央企圖用以取代民間的宗教活動，尤其是針對基督信仰。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誰知道這不是神給我們一個讓中國新生代接觸耶穌的契機。據知有教會團體便以心理諮詢服務為包裝，參與推行"愛的教育"來接觸年青人，伺機向他們傳福音。所以「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創世記九章26節)
參考資料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5010000/newsid_5019100/5019188.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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